1949年3月，陕西泾阳县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下属的“256组”成员突然遭遇了悲惨的命运。这个小组的8名成员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同样属于该组织的“247组”集体逮捕。虽然有一名组员邸化民成功逃脱，但其他7人全都被杀害，命运悲惨。
在“256组”的7名受害者中，其中一位叫刘仁杰，他原是杨虎城将军38军的机枪连长。1939年，他率领自己的连队加入共产党并发动起义。然而，在被杀害时，年仅5岁的儿子刘吉安早已失去父亲。因社会环境混乱，刘仁杰的死因被定性为一次由反动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“冲突”，而刘仁杰则被污蔑为“军统特务”。
为了证明父亲的真正身份，刘仁杰的子孙两代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尤其是刘仁杰的儿子刘吉安。尽管在这一过程中，刘吉安曾多次受到暗示，说可以通过送钱疏通关系来“解决”问题，但他始终坚持认为，用金钱来为父亲“买”烈士身份简直是一种对父亲的侮辱，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提议。坚持走正道的刘吉安，前后历经41年，终于成功为父亲刘仁杰证明了身份。
展开剩余81%那为何刘仁杰的身份如此难以确认？刘吉安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揭开父亲真相的呢？
当刘仁杰牺牲时，陕西的社会局势还极为动荡，导致没有人通知家属具体的死因。然而，刘仁杰的妻子余桂芳一直坚信丈夫并非“军统特务”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在丈夫死前多次告诉她，他是“为共产党办事”，并且曾多次往解放区送枪、送药、送人。尽管她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，模糊地知道丈夫的一些情况，却无法给出更多具体的细节，也无法明确丈夫究竟是受谁领导、与谁联系。因此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刘仁杰便莫名其妙地被定为“军统特务”，而余桂芳虽然满腹冤屈，却也无力改变这一命运。
刘仁杰一家因此被贴上了“敌特家属”的标签，遭受了长期的非议与歧视。直到1963年，局面才突然发生转机。那年，刘仁杰曾带领起义的连队中一名部下得知刘仁杰已经牺牲，特地前来拜访他。得知消息后，这位部下，时任团级政委，亲自带着刘仁杰的遗孀和孩子前往县委，向他们说明刘仁杰1939年起义加入共产党，并曾因工作需要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事实。县委对此高度重视，当即决定成立专案组进行彻查。
然而，这件事情并未就此有实质进展。在政委离开后，案件随之消失，几年的特殊运动展开，案件彻底不了了之。
在特殊运动期间，刘仁杰的家人因家庭成分问题，在升学、招工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。尽管刘吉安每年表现优异，却依然无法晋升。1969年，忍无可忍的刘吉安主动申请退伍，决心查明父亲身份，不惜任何代价为父亲洗清冤屈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路上他将面临怎样的艰难与阻力。
刘吉安发现，要完成父亲身份的证明，最大障碍并非追查当年真相，而是如何说服民政部门相信他的调查结果。尽管刘仁杰去世近20年，但当时亲历事件的很多人尚在世，因此刘吉安虽然面临重重困难，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
他首先找到了“256组”唯一的幸存者邸化民，向他打听与事件相关的人物，并一一拜访。当时，刘吉安骑着自行车，背着包，在各地穿梭，走访兰州、银川、延安等地，寻访所有可能知道父亲真相的人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理清父亲遇害前后的脉络。
经过数月调查，刘吉安找到了当年负责派遣父亲回国统区潜伏的郝伯雄。当时郝伯雄担任关中军分区参谋，能够证明刘仁杰1939年曾率领机枪连起义并加入共产党。刘吉安还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：出卖父亲的叛徒曾被抓捕并受审，而在审判过程中，叛徒承认刘仁杰是地下工作者。
尽管如此，刘吉安将这些证言带到相关部门时，却被告知这些证人的证言不能采纳。民政部门表示，这些证人要么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，要么是“牛鬼蛇神”，所以根本不足以支持刘仁杰身份的恢复。
在一次次的努力失败后，刘吉安感到极度失望。他终于来到父亲当年被活埋的小山坡，痛哭一场，并发誓一定要为父亲洗清冤屈。即便是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，一个“敌特”后代能够活着已经是幸运，更谈不上为父亲证明清白。
然而，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平反运动开始，刘吉安看到了一线希望。于是，他带领全家积极行动，四处寻访与父亲有关的人物，收集更多证据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多年，很多知情人也已离世，但刘吉安依然没有放弃。
1987年，刘吉安终于找到一位与父亲有过直接接触的老战友谭国帆，但遗憾的是，谭国帆已经去世。尽管如此，刘吉安依然没有停下脚步。他继续奔波，最终在一次寻访中找到了孟成——一位曾为刘仁杰调查过案件的民政局副局长。
孟成调查后认为1987年作出的结论是错误的，并写信上报，希望为刘仁杰申请烈士身份。然而这份报告最终未能改变什么，相关部门依然拒绝认可刘仁杰的身份。
尽管如此，刘吉安并没有放弃，他依然坚持寻找父亲遗案的相关证据。终于在2002年，刘吉安的女儿刘锦想到，若能找到当年审判叛徒的庭审记录或判决书，便能有力证明刘仁杰的身份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刘锦终于在陕西省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关键信息。
然而，当她将这份证据带到民政局时，却被告知，因为卷宗中没有明确写出刘仁杰的名字，所以无法采信。尽管如此，刘吉安没有放弃，他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新的证据，最终在2005年找到了完整的卷宗，确认刘仁杰和“256组”是被叛徒出卖并惨遭杀害的。
然而，刘吉安的这份证据依然未能改变局面。民政部门依旧坚持不认可法院的卷宗，而是更倾向于政府红头文件或直接证人的证言。
经历了漫长的41年，刘吉安终于等到了一丝曙光。2010年，相关部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，最终同意将刘仁杰追认为革命烈士。尽管整个过程艰辛且漫长，刘吉安为父亲正名的努力，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。
这时，距离刘仁杰的牺牲已经过去了61年，而刘吉安也从青年变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。虽然过程充满了不公和阻碍，但他依然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，揭示了父亲刘仁杰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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